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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区县纪委“谈话室”:大小约十平米地面为

来源:未知 发布时间:2019-04-29 00:17 浏览次数:

  近期,北京市纪委公布了今年前8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办案“成绩单”——共立案772件,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8人。其中局级5人,县处级101人、乡科级178人;移送司法机关94人。

  在中央“反腐风暴”的高压态势下,北京基层纪委通过内设机构、人员配备调整等,将力量聚焦于办案“主业”;硬件设施上,各区县纪委也将专设“谈话室”,软墙软桌,电脑“隔空”指挥,一切都遵从标准化。

  今年,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面临查办案件的高峰。数据显示,今年前8月,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772件,增长63.6%。

  从立案的增长率看,北京西城、丰台、门头沟、怀柔等区县,都翻了一倍多。昌平区今年1-8月总共查办了42件案件,已经超过去年全年(39件)。

  “以往由区纪委‘直查’的案件并不多,两个月查五六个案子效率已经算很高了,今年的办案数量将会是历史最高点。”昌平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说。

  目前,纪委“搜罗”违纪违法线索的主要渠道,还是源自群众举报。据统计,今年北京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纪内信访举报14313件(次)。纪委需要对每件举报线索逐一核查。很多大案要案的线索,都来自海量“举报信”中的蛛丝马迹。

  一名区县纪委认为,一方面,反形势激发了老百姓的监督举报热情。一方面,纪委对于案件线索的“过筛”更加严格了。

  他解释,过去纪委主要筛查“大案要案”线索,今年,按照“抓早抓小”的精神,对违纪苗头也要重视,不能放任其“养”成大案。

  从一封举报信的“蛛丝马迹”到案件成立,需要纪委干部大量的工作。在林明读到的举报信中,很多只有“时间地点人物”等模糊的信息。办案人员还需要花上不少时间四处奔波,进一步搜寻证据。

  一个案件的成立,需要涉案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。办案人员时常会面对一张开户十余年的银行户头,在数千笔业务中一个个核对。在正面接触“对手”之前,他们都能将案情各个细节倒背如流。

  在纪委的内设机构中,“纪检监察室”主要负责案件查处办理工作。今年,北京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完成了内设机构的调整,从事纪检监察“主业”的部门占到六成以上。

  各区县纪委办案人员队伍也进行了重新“集结”。纪委办案时常需要“连续作战”,纪检监察室的办案人员一般会倾向于选择一些三四十岁的“年富力强”人员。担任某区县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的林明,年龄是33岁。

  随案件数量攀升,基层纪委办案人员数量大为增加。东城区纪委8月初刚完成内设机构调整,从事纪检监察主业的部门为8个,占内设机构总数的66.7%;直接办案人员37人,占机关总人数的64%。东城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,“这样更有利于把主要力量放在办案上。”

  林明所在的纪检监察室共有4名办案人员。在接到一个新案子时,他们会分头“出手”搜罗证据。在他看来,取证环节非常关键。因为从目前的案件特点来看,违纪问题通常会伴随违法。

  比如,到银行调取案件的基础证据时,办案人员时常会面对一张开户十余年的银行户头,在数千笔业务中一个个核对。

  今年,昌平区查处了一起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、副主任案。因案情需要,办案人员对政府采购中心7年的账目逐一核查,账目摊满了3米多长的办公桌。办案人员请来了专业审计人员,整整核查了一个月,最终梳理出了7大项26个问题。

  办案人员分头取证之后,还需要反反复复地讨论案情,设想应如何突破“对手”。通常在正面接触“对手”之前,所有办案人员都已能够将案情各个细节倒背如流。

  在官场,有这样一种说法:“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纪委找谈话。”纪委谈话室让多少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!对于谈话的地点,北京市纪委要求各区县都要专门设立至少3个“谈话室”。

  一般来说,对于在职干部,纪检监察机关会“通过组织办事”,告知对方几点几分到纪委了解情况。如果是社会人士,办案人员可能会直接“扑”到单位,或以电话形式通知。

  谈话的地点,则是规范化的“谈话室”。这里不仅能够营造适合调查的严肃氛围,硬件设备也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。而在以往,基层纪委约见谈话对象时,通常是找一个空会议室、办公室。

  按照北京市纪委的要求,各区县要专门设立至少3个“谈话室”,今年,昌平区纪委已率先建成5个规范化“谈话室”。在约十平米的房间内,除了地面都被布置成白色。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,桌椅、墙壁、门窗都经过了“软包”的特殊处理,即使拳头砸上去,也只会发出闷响。窗户加装了栏杆,栏杆缝隙只能伸入一只手。

  谈话室隔壁,还设有专门的指挥间。指挥人员和办案人员可以通过电脑系统,进行即时的信息沟通,这样就可做到“不动声色”地调度,无须打断谈话的节奏。

  “谈话是一个攻心的过程。”一线反腐办案人员表示,一个案件的成立,需要涉案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。正因此,谈话环节对办案人员的要求极高。因为它事先难以设计,需要临场灵活准确地运用证据,还要进行紧张的“心理战”。

  除了常规案件,今年北京对“小官巨腐”的查处力度空前加强。目前各区县纪委普遍已针对农村党员干部腐化、“小官大贪”等问题作出了相应部署,有区县专门设立了专案组。

  “小官巨腐”问题为公众诟病已久,北京对此进行了“总攻式”打击——市纪委近日通报称,正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严厉查处。朝阳区孙河乡原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、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.19亿元、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2400万元的案例,可谓触目惊心。

  各区县治理“小官巨腐”也频出奇招。近期昌平区专门抽调人员成立了查处农村两委等“小官”问题的专案组。对于相关案件线索,将会由该专案组承接查办。

  一些区则对涉农案件直查直办。丰台区纪委、监察局局长胡春溪近日表示,对于发生在农村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,由丰台区纪委直查直办。

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,反腐应坚持建立自上而下、统一的制度和规范。从长远来看,反腐应避免流于“运动式”,应通过制度和规范的树立,着力于坚持反腐的“常态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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